当前位置： 冈比亚 > 人口民族 > 在冈比亚的日子里我心依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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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冈比亚的日子里
刘永吉
一、飞往冈比亚
我是复旦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70届毕业生，同年8月起在江西部队军垦农场劳动锻炼，年先是分配到井冈山地区教育学校教英语，后又调吉安师专。一九七八年三月，就在我刚给江西师院井冈山分院七七级英语专业学生上了一周课的时候，接到省里通知，要我在月底前赶到农业部报到，准备出国担任援外翻译任务。
三月下旬，我告别了学校，告别了亲人，来到北京农业部。在那儿我遇见了另一位小刘，他来自萍乡，是一名蔬菜种植专家，我们将一起前往我国驻冈比亚共和国农技組工作。农业部有关领导安排我们住在万寿路部招待所。接下去的几周时间里，我们主要是参加学习，学习内容有外事纪律，有我们的目的国冈比亚的相关情况等等。学习时间安排得很紧凑，除了去王府井出国人员服务部置装和购买一些生活用品如牙膏肥皂之类外，我们压根儿就抽不出时间去逛街，更谈不上去名胜古迹游玩了。
四月二十五日下午，一辆小车把我和小刘送到了北京国际机场，我们将乘国航班机飞往法国巴黎，然后转机去非洲。晚八时许，飞机开始滑行，不一会就腾空而起。望着北京城里的万家灯火渐渐远去，“暂别了，我的祖国，暂别了，我的亲人，我们两年后再见！”我心里默默地念叨着。客机以近一千公里的时速向西南方向飞去。机窗外已是一片漆黑，我们聊了一会天，就躺在椅子上休息了。
不知过了多久，我突然醒了过来。只见窗外一轮明月低悬，又大又近，好像伸手就能摸到似的。远处是连绵数百公里不断的白色云层，厚厚的，时而露出几个不大的山峰，极像茫茫大海上的小岛。机上广播告诉我们，班机正在飞越喜马拉雅山脉和帕米尔高原。难怪有这样壮美的景色，我心想。
如此又飞了半个多小时，眼前出现了大片灯火，飞机开始降低高度。广播说，前方是巴基斯坦卡拉奇国际机场，班机将在那里停机一小时加油，旅客可到机场大厅休息，也可去免税商店购物，但不能走出机场。我看时间比较充足，就拉了小刘一起走下飞机。没走出几步，只见前面走来两个巴基斯坦卫兵，见到我们就“啪”地一声立正，举起右手向我们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我们开始时感到一愣，随即明白过来，赶紧向他们点头致意。离开了可爱的巴基斯坦卫兵，我们进了免税商店。店里商品还算丰富，价格却并不便宜。当然我们也只是为了消磨时间，看看而已。在卡拉奇机场大厅，我们平生第一次花了一个法郎小费上了一次厕所。班机重新起飞后，我感到有点疲倦，就眯上了眼睛。第二天早上，我从睡梦中醒来，睁开惺忪的睡眼，只见机窗外已是一片明亮，一轮红日正从地平线上冉冉起。飞机正在慢慢下降，从机窗往下看，绿色葱茏的大地被隔成一个个方形，像一个巨大的棋盘，栋栋高楼已清晰可见。我看了一眼手表，已是法国巴黎时间二十六日早上六点多，班机已经飞了整整十七个小时。对于巴黎这个城市，我还是略有所知的。好多年前我就已读过《双城记》，《巴黎圣母院》等小说，对这座世界名城有了些初步印象，现在巴黎城就在眼前，我当然得亲身体验一下了。
大约十分钟后，班机平安地降落在戴高乐国际机场。没花多少时间，我们就已取好行李，办完入境手续，来到大厅出口。一眼就见到一个年轻的黄种人，手里高举着写有我俩名字的牌子，我们立即走上前去向他问好并作了自我介绍，原来他就是使馆专门派来接我们的同志。在他的引导下，我们上了早已等在那儿的小车，向巴黎市内疾驰而去。从机场去市区的马路很宽，一路上各种车辆川流不息，数十栋三四十层高，有着浅色墙面的住宅楼映入眼帘，令人赏心悦目。巴黎很大，车行近一个小时才进入市区。路两边有不少中餐馆，名字大多是“xx花“之类，很是俗气。奇怪的是，人行道上几乎没什么人，自行车也极少。看到我们有疑问，使馆的同志告诉我们，巴黎有很发达的地铁系统，还有许多地下商场，人们一般都在地下活动。在巴黎，家家都有小车，骑自行车只是为了锻炼身体。
不一会，小车停在一栋白色大楼前。据介绍，这是我国使馆文化处驻地，由于去非洲的班机得第二天起飞，我们必须在文化处过一晚。一名员工把我们引入一个房间，让我们休息一会，然后用午餐，要是我们愿意，也可以到周围看看，但不能走远。为了补时差，我们睡了大半个下午。晚餐后，我们看到时间还早，就到附近转了一圈。我们发现，那里的居民都是独门独户，家家都有一栋两层的小别墅，院子也挺大，里边种着各类花草，环境相当不错。我们想走近看看，不料一条系着铁链的大狼狗咆哮着扑了过来。我们赶紧停步，惹不起但躲得起，就急急忙忙回到了文化处。聊了一会巴黎后，我们就早早地上床休息，很快就进了梦乡。
法国巴黎协和广场
二十七日上午一早，我们搭乘非洲航空公司的客机离开巴黎前往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再在那儿转机前往冈比亚。飞机越过地中海，穿过撒哈拉大沙漠，八小时后抵达达喀尔国际机场。由于天气原因，去冈比亚的班机停飞，我们又得在塞内加尔过一晚。
傍晚，我们按照非航的安排，住进了阿尔玛蒂角一家离大西洋海岸仅一两百米的宾馆。宾馆的房舍都是一层的，房顶盖有干草，其貌有点不扬，但可收到抵御暑气的良好效果。房内却是一应设施应有俱有。最妙的是房间离大海很近，在海浪的轻拍声中安然入睡，实在是一种十分浪漫美好的享受。据使馆同志介绍，达喀尔，尤其是阿尔玛蒂角的海滩，是西非有名的旅游胜地，每年十一月到次年三月，大量家境不太好的欧洲人会到这儿来避寒。托天气不好的福，我和小刘才有机会舒舒服服地在里边过了一夜。那天傍晚还有一个小插曲：天快黑时，我们正沿着到宾馆旁的小路散步，路的两旁有许多高大的棕榈树，下边长满了碧绿的小草。正当我们醉心于周边美景时，突然听到不远处的草丛中传来一些奇怪的声响，我们好奇地走近一看，只见几对男女，白人黑人都有，半裸着身子，紧紧地搅在一起。天哪！我们在国内哪见过此等阵势！我们游兴顿消，只能闭上眼睛，落荒而逃！
二十八日的早餐给我的印象颇深。我们早早地来到餐厅，只见里面有两大排长凳子，上面放着几十个大盆子，里面装着各种煮熟了的食物，供客人随意取用。旁边还放着几个煎锅之类的烹饪工具，还有些生的鸡蛋牛肉等食品，旅客们可自己动手制作食物。我们以前没见过这样的自助餐，一时有点懵了。后来也就学着别人的样子取了些食物享用起来。这时，一个打扮妖艳的年轻黑人女子扭动着身子走到我们面前，操着蹩脚的英语问道："AreyouJapanese?"，"No，weareChinese."我用英语回答。听说我们是中国人，那女子瞧了瞧我们的一身毛式服装，脸上挂着怪怪的微笑，讪讪地转身离开了我们。
法国巴黎凯旋门
九时许，我们搭上塞内加尔飞往加纳的班机，班机中途会停靠冈比亚首都班珠尔，我们将在那里下机。飞了二十多分钟后，前方出现了一条大河，粼粼波光已经清晰可辨。我知道那一定是冈比亚河，我们的目的地已近在眼前！
飞机平稳地降落在班珠尔云杜姆国际机场。刚下飞机，一股热浪扑面而来，机场大厅里的空调也似乎难以对付热带非洲的酷暑。我环顾四周，和戴高乐机场相比较，云杜姆机场显得十分寒酸。戴高乐机场里那长长的自动扶梯，高大漂亮的自动门，使我大开眼界。而这里的一切都显得狭小，脏乱，许多黑人工人正在忙忙碌碌地搬运着什么东西。
我们来到领行李处，等了好久，小刘的行李终于到了，而我的行李却一直没有出现。一个多小时都过去了，还是没拿到行李。使馆接机的同志看到我焦急的样子，边安慰我边去机场管理部门询问，得到的答复是我的行李有可能被误运到加纳去了。那可怎么办?我的日常用品都在行李箱里呢。机场方面按规定临时付了我四十达拉西（冈国货币，一达拉西相当于八角人民币），让我买些急需的东西。使馆的同志得知我行李箱里只装着一些不怎么值钱的生活用品后笑着告诉我，我那行李最终要是找不到，非航就得按国际惯例赔偿我两千来美元。按当年汇率，相当于六七千元人民币，要真是那样，我可就发财了！我当年在国内一年的工资加起来才区区六百一十二元啊。于是我心里暗暗祈祷不要找到行李，同事们后来知道后也纷纷打趣，要我拿到美元后一定请客。可惜好梦不长，一个月后行李还是找到了，真如原来估计的那样，我那行李被误运到了加纳首都阿克拉。
离开机场，我们就直接去了农技组设在附近的一个蔬菜专家点，在那儿，我们见到了专家组的蔺副组长。在向我们表示了欢迎之后，蔺副组长给我们安排了任务：小刘就留在蔬菜点，我去乔治敦。晚饭后，蔺副组长专门向我们介绍了冈比亚以及我国援冈的有关情况。
冈比亚位于北纬14度，濒临大西洋。除首都班珠尔等大西洋沿岸地区为海洋性气候外，其它地区全年炎热多雨，热带雨林气候特点极为明显。该国国土一面临海，三面被塞内加尔包围，呈长条形，东西有近四百公里，最窄处仅二十公里左右，面积一万一千多平方公里，冈比亚河贯穿全境。当时人口五十多万，绝大多数是黑人。一九七四年底，我国和冈比亚共和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随后不久，根据两国政府间的协议，我国农技专家組和医疗队先后来到冈国开展援助工作。农技組下设四个小组，分别位于沙布，乔治敦，巴塞和云杜姆，总部设在沙布。
次日一早，我和蔺副组长他们一行四人乘车出发前往沙布。经历了前述种种遭遇后，我心里有点忐忑，真不知道往后的两年时间将怎么度过，还会遇到什么难以预料的情况。
二、不辱使命
沙布离云杜姆大约二百五十公里，车行三个多小时。马路虽然不够宽敞，但路况不错。沥青路面铺得十分平整，即使在强烈阳光的照射下，也不会融化，据说这是因为当年修路时法国专家在沥青里掺入了某种海藻的缘故。路两旁不时闪过低矮的土山，斑驳的红土山坡上布满了稠密的灌木丛，偶尔也有大片的青纱帐映入眼帘，不知是高粱还是玉米。
沙布其实只是一个小村子。几十栋房子散布在高低不平的红土地上。也许是为了易于散热的缘故，房屋的墙和顶都是白铁皮搭起来的，到处都是空隙，房梁是木头做的，但不用砖瓦。村里的居民不多，除我们农技组十来人外，还有来自欧美国家的一些白人，有的是某方面的专家，也有的是商人。我们农技组住的是两栋长长的平房。我们的组长姓高，近六十的年龄，待人和蔼可亲，是个可敬的长辈。在沙布用过午餐后，高组长就派人把我送到了半小时车程外的乔治敦农技小组。
冈比亚河发源于几内亚，全长一千一百二十公里，其中近四百公里流经冈比亚，这里河宽水深，河中有一座名为玛卡蒂岛的大岛，乔治敦就位于玛卡蒂岛上，是玛卡蒂省的首府，即省政府所在地。乔治敦虽说是省会，其实就是个小镇，只有两三千人口。我们农技小组同副省长合住一栋两层别墅，一家一半，门外的院子中间用铁丝网隔开。小组一共八人，组长老李等三人是农业专家，还有两名农田水利专家，一名司机和两名翻译。小组雇佣了两名司机，名叫西第贝和凯莫，还有一名门卫法里，他们都是当地黑人。
就像长江和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一样，冈比亚河哺育了两岸的人民，为他们提供了维持生存的基本条件。冈比亚长期受到英国殖民统治，一九六五年独立后经济发展缓慢，农产品主要有花生，高粱和水稻等，粮食供应还不能实现自给自足。工业方面，除一些花生加工业外，几乎没有任何工业，连基本生活用品都得依靠进口。为了解决国民的吃饭问题，冈比亚政府大力支持农民开荒种粮。冈比亚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为水稻种植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天地。冈比亚河水资源丰富，河两岸原始森林覆盖，几百年来的落叶堆积在一起，腐烂成肥，土地极其肥沃。我们农技组的任务就是帮助当地政府和人民规划农场，引水灌田，种植水稻。
我们的工作流程大致是这样的：先是对冈比亚河两岸进行考察，选择一些树木较少，地势较为平坦，离河又近的地方作为备选。然后对重点地块反复比较后确定农场选址。
第二步就是测量和规划了。每天早上，除了留一两人看家做饭外，其余六七人分成几个小组，由司机西第贝和凯莫把我们送到各个工地。在当地示范员（demonstrator)的协助下，指挥几名黑人农民进行作业。但这些农民大多是文盲，不会说英语，只会说曼丁哥语和夫拉语等当地民族语言，要经过两道翻译才能交流，效果不一定好不说，还浪费了大量时间。与其这样还不如我们自己动手，记得有好多次我和老谢搭档时，他负责仪器测量，我则手持标杆四处奔跑，最后搞的精疲力尽。专家们根据测得的数据，定好抽水机位置，规划好引水渠道，划分好田块，画出施工图纸。
于是就进入了第三步，即施工建造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工作，一是指挥推土机平整土地，二是用挖土机开挖水渠，划分田块。由于当地工人和农民闲散惯了，劳动效率不高，所以施工时我们都得到现场指挥监督，否则质量难以得到保证。待到这两项工作做得差不多了，我方专家就开始安装柴油机和水泵。经过多次试通水和补漏等作业，确认已无疏漏后，农场就算是基本建成了。
第四步就是指导农民种植水稻。这个相对简单，只是在育秧阶段需要我们指点。等到秧苗长成，就让农民们移植到灌满了水的稻田。移植得歪歪扭扭，不够整齐也没关系。这水田太肥了，开头两季稻子根本不用施什么肥，亩产都可达到千斤左右。
最后一步，等到农田经过两季的种植，产量也稳定下来后，我们就把农场移交给当地政府，以后主要就由他们组织管理，当然如果他们遇到问题无法自己解决需要我们帮助时，我们也不会袖手旁观，会给予及时的指导和帮助。
冈比亚地处热带，没有冬季，只有旱季，雨季和凉季。除十一月中旬到次年一月比较凉快，早晚可穿衬衫外，其他两季都是酷暑难耐。我们的工作环境可以说是相当艰苦的。
旱季里，我们早上出工前都得灌满两大可乐瓶的茶水，那时中午的室内气温可达摄氏四十二度左右，外边太阳底下总得有五六十度。我们的汗水刚流出来就被蒸发掉了，衣服始终是干的，只是在后背上留下了横七竖八的一条条白色汗痕。我们一般都是下午一两点钟回到驻地，顾不得洗漱，倒下身子先躺它几分钟，然后再洗脸洗手，饭一时吃不下，非得先来瓶啤酒解渴才行。
到了雨季则更加糟糕。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烈日当空，奇热无比，正当我们已经干得汗流浃背的时候，突然间乌云密布，狂风大作，雷电交加，倾盆大雨从天而降。我们身处旷野，无处躲避，浑身总是淋得像只落汤鸡似的。可一会儿天就会转晴，又是红日高照，万里无云，地面上升起阵阵水雾，腾腾热气熏得人头昏眼花，湿透了的衣服粘在身上，极为难受。但我们还得坚持干下去，衣服被慢慢地晒干了，汗也流的差不多了，我们才收工回去。
在冈比亚。
一天下来，已经十分疲劳的我们很想早点睡觉，可房内没有空调（按：我国政府规定，中国专家和受援国专家应享受同等待遇，冈国专家没空调，我们也就不能安装），热得怎么都无法入睡，就用一个落地风扇胸前背后轮流吹，仍不解决问题。于是每天晚上我们都得冲上三四次澡，但每晚睡着的时间绝不会超过四小时。好在我们当时都比较年轻，能顶得住。
有时候，我也会扪心自问，我们这么拼死拼活地工作，连星期日也不休息，值得吗?仔细想想还是值得的。我们被国家派到这儿来工作，代表的不光是自己，更多的是代表中国和中国人民。为了祖国和祖国人民的荣誉，我们再苦再累也值了。我们一定得坚持到底，不辱自己的光荣使命。
三、专家组的生活
我在乔治敦一待就是一年半的时间（一九七八年五月至一九七九年十月），期间只去了班珠尔一次，就是这一次还是因公出差，即去即回，未在那作任何游览。专家组的业余生活可说是既有规律，又非常平淡，少有激动人心之时。
就物质生活而言，应当说是不错的。国内给我们的伙食费是每人每月相当于一百四十元人民币的外汇，这个标准已经不低了，另外每人每月有津贴四十个达拉西（相当于三十二元人民币），可用来买点香烟什么的。
冈比亚气候炎热，许多蔬菜难以栽种，市场上除了红辣椒，土豆以及偶尔出现的洋葱外，几乎没有任何其他蔬菜。肉类主要是牛肉，鱼类倒是不少。为了确保完成援外任务，使馆和组里领导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是非常关照的。使馆拨给了专家组许多来自国内的腐竹，海带干，香菇，木耳，红枣和饼干等副食品，还运来了北京二锅头和上海产大前门和飞马牌香烟。
至于伙食中缺少蔬菜，对我们来说根本不算难题，我们组里有的是技术熟练的农业专家么。我们所住别墅的后面有一大块空地，半亩来田的样子吧。我们在李组长的带领下，开荒种地，先后栽种了青菜，芹菜，黄瓜，西红柿，茄子，辣椒，豆角，西瓜，甚至还种上了四棵香蕉树。我们每天早晚给他们浇水施肥，功夫不负有心人，自力更生结硕果，不久我们的菜园取得了大丰收。望着绿油油的各种菜蔬，我们心里都乐开了花。
住在隔壁的玛卡蒂省副省长夫人看到这一切，颇感兴趣，主动过来同我们搭话，邀请我们去她家做客。我们心领神会，就摘了一些新鲜蔬菜给她带去，她喜欢极了，我还趁机在她那借了几本英语小说。从此以后，我们和她们家保持了一段时间的来往，副省长一家成了我们的朋友。
冈比亚气候炎热，香蕉一年可收两熟。四棵香蕉树一次差不多可收两百来斤果实，我们实在吃不完，就送了许多给司机西第贝和凯莫，还有我们雇佣的门卫法里，也帮我们吃掉了不少香蕉。
肉类方面，国人喜欢猪肉，但冈比亚是伊斯兰国家，当地人忌食猪肉，也无人养猪。我们只得每隔一段时间去一次邻国塞内加尔城市考拉克，往返行程四百多公里，买回整条活猪，由李组长亲自宰杀，所得猪肉可满足我们数月之需。想吃牛肉，当地市场就能买到。至于鱼类，冈比亚河里有的是，常有当地渔民提着两斤左右重的非州鲫鱼到我们驻地门口兜售，价格非常便宜。
说到鸡和蛋，倒是挺有趣的。我们通常都是在收工之后驱车来到某个村子，让示范员发动群众抓鸡，不管公母，抓满三四十只就行。每只鸡五六个达拉西，合人民币四五元。回到驻地后，我们把所买的鸡关在一个铁丝网围起的场地里养起来，慢慢享用。由于每天总有几只母鸡生蛋，也就顺便解决了我们吃蛋的问题。
专家组的业余文化生活比较匮乏。冈比亚当时没有电视台，即使你有了电视机，也只能收到塞内加尔的法语电视节目，我们又听不懂，因此组里也就没配电视机。打扑克和下象棋是我们主要的业余娱乐活动。说起打扑克，也挺好玩的。冈比亚全年酷热，蚊虫很多，这些蚊虫又大又凶，一旦被它咬了，被咬处立马就会起一大疙瘩，既痛且痒，十分难受。我们通常在一楼大厅玩扑克，蚊虫骚扰是免不了的。对付的办法就是把自己全副武装起来，我们穿上高统雨靴和厚厚的工作服，脸部就没法遮挡了，只能用扇子驱赶蚊虫。一般一个晚上玩它两三个小时，拱猪或是打八十分，输了的往脸上贴纸条。高组长或藺副组长来小组检查工作时也一起玩，到牌戏结束时相互一瞧，人人脸上挂满了纸条，多的可达十几条，真让人哭笑不得。由于大家都抽烟的缘故，整个大厅烟雾腾腾。于是打开窗户，通风透气，肚子饿了的吃几块饼干。然后冲个澡，上床睡觉。
看电影对我们专家组来说可是一大享受，也是一大盛事。当时按上面规定，我们可以借调研的名义每两月一次去当地影院观看电影。乔治敦有一家影院，隔三岔五地放映一些影片，大多是英美一些不入流的老片子，偶尔也有一些印度电影和香港武打片，但都没有中文字幕。我和同事们去看过一两次。记得有次看的是一部美国片，片名是“HotBox"，内容是关于一个白人女子被匪徒绑架后关进一个热汽笼子以及如何设法逃脱的故事。我的同事看不懂，没等电影结束我们就离场了。以后就再也没去当地影院看过电影。
在冈比亚大使馆官邸外留影
大使馆知道我们业余生活太单调，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送一些国内影片到我们农技组和离我们不远的中国医疗队轮流播放。在我们驻地放过的影片有《红楼梦》，《天仙配》，《五朵金花》，《地道战。，《苦恼人的笑》等。电影在我们别墅的二楼阳台放映，墙壁权当幕布，放映机是一部十六毫米的小机子，由于片子太老，观看的效果不太理想，但我们还是十分喜欢。有几部片子，如《天仙配》和《红楼梦，其精美的制作和美妙的配乐让我们看得如痴如醉，至少看了五遍以上。一些同事饭后茶余还会哼上几句。
还有一件大事，就是我们每天用收音机收听国内广播，但由于种种原因，收听效果不太能令人满意。我们身在国外，心系祖国，思念家人，对国内发生的大事非常关心，像十一届三中全会，中越边界自卫反击战等重大事件，我们都是通过国内广播及时获悉的。此外，国内电台播放的音乐节目也是我们所爱，缺点是不够清晰，所以收听频度就不高了。
四、使馆经历
十月下旬，乔治敦农技小组正式撤销。组织上决定李组长等六位专家立即回国，一位专家去沙布总部驻地工作，我则奉命去大使馆报到。数天后，农技組把我送到了班珠尔中国大使馆，从而开始了我在班珠尔半年的工作和生活。
我国驻冈比亚使馆是租用的当地一家饭店，一二两层为我使馆办公场所，大使官邸离使馆也不远。当时，使馆经济参赞处的朱翻译已奉调回国，因工作需要，组织上就安排我接替朱的工作，担任处里的翻译。
班珠尔是海滨城市，属海洋性气候，比乔治敦要凉快些，加之使馆内装有空调，日子就好过多了。虽说是首都，班珠尔并不大，仅五万多人口。城里几乎没有什麽工业，也就没什麽污染。由于濒临大西洋，气候也宜人，算是一个旅游胜地。
经参处只有两个人，即负责人常秘书和我这个小翻译。我的工作比较单纯，且不累，和农技組的繁重任务根本不能同日而语。日常工作主要是给常秘书做口译，记得我曾陪他去过冈比亚农业部，教育部，卫生部，还去过机场码头接人或接货，但次数不是太多。空闲时间一般都是在自己房间里看书学习，偶尔也会同隔壁商务处的上海老乡聊聊天或就某事交换一些看法，不过这样的机会也就那么几次。使馆内各部门之间很少互相串门，各自忙着干自己的事，只有在就餐的时候大家才会露面。
使馆人员的业余生活尚可。每月可以到外面看一次电影，当然是以调研为名。有时我们也会同当地影院交换一些影片，在使馆内部放映，而我们交换出去的影片，如《红楼梦》，《天仙配》等，当地人根本看不懂，卖座率不高，影院老板不太欢迎，因此更多的还是我们向他们借片子来看。记得八零年春节期间我们一共看了十来部影片，大多是一些香港片，除夕夜更是看了个通宵。再有就是偶尔组织些旅游活动，班珠尔海边建有许多旅游宾馆，还有海滨浴场，我们使馆人员都去游玩过。曾有一次，我国辽宁足球队到访西非，和冈比亚国家队有一场比赛。我陪常秘书去观看，但辽宁队的表现很令人失望，看到中途我们就退场了。
常秘书是个山东汉子，五十来岁，一米八五左右的个子，待人诚恳热情。有一次他得了感冒，医院就医。在医院入口处我们碰见一名黑人女子，年纪很轻，中等个子，卷曲的头发编成了密密麻麻的小辫子，皮肤不是很黑，带点棕黄色。大眼睛，瓜子脸，鼻子挺挺的，很有点我国古典美人的韵味。我看在眼里，嘴上不说。等看完病出来，医院大门时注意到了什麽没有，我一时不明白他指的是什麽，就反问他看到了什麽。常秘书笑了笑，告诉我刚才他看到了一个很漂亮的黑人女子，我赶忙表示自己也看到了，那女子确实不同凡响，是个美人。当时我心里暗自思忖，觉得常秘书是个有着真性情的实事求是的人，在这样的领导手下工作，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
班珠尔是首都，驻有许多国家的大使馆，各个使馆之间会有些工作上的来往。友好国家使馆之间的交往就更多些，我们和朝鲜使馆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八零年春节那天，朝鲜使馆一位姓金的三秘早早地来到我国使馆拜年，祝贺我们的节日，他那英语倒是说的不错，一听就知道常年在国外练就的。他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朝鲜泡菜。泡菜在朝鲜应该很常见，但礼轻情意重，我们自当欣然收下，至于回礼送了什么我就不记得了。
大约是从七九年底开始，原来关于外出必须两人以上的规定有了松动。于是我就开始经常一个人外出办事，公事私事都有。我会倚在临海的马路栏杆旁边，迎着大西洋的暖风，近看海鸥翔集，远眺巨轮出海。我也会在班珠尔狭窄的街道上溜溜哒哒，东张西望，观赏黑人世界的美妙风光。更多的是漫步旧书商店，翻翻弄弄，挑几本自己喜欢的英文小说，花几个达拉西买下。我还曾专门光顾钟表商店，精心挑选，为妻子买了一款瑞士女表。可以说那段时期是我在冈比亚工作两年期间过得最为舒心的日子。
最后说说使馆的伙食，那可是真的不一般好。主厨是位年近花甲的老厨师，听说以前曾长期在我国驻罗马尼亚使馆等单位工作，烧得一手好菜。即使是和他搭档的那位小张师傅，也是来自上海南京路上有名的梅陇镇酒家，他做的点心特别精致可口。有了这样两位厨师，使馆的同志自然口福大饱，吃得十分满意。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每周末的聚餐，菜的品种很多，荤素搭配，色香味俱佳。大家围坐在桌旁，谈天说地，其乐融融。上的白酒就两种，茅台和五粮液，还有法国红酒和德国啤酒，各取所需，大量供应。当时我不喝白酒，只少量喝点红酒，大多喝啤酒。想想现在茅台和五粮液在国内的价格和受人追捧的热度，真后悔当年自己为何不狠狠地喝它个痛快？尽管如此，我在使馆半年期间毕竟称得上是“养尊处优”，体重也一下增加了近十斤。
五、归国途中游巴黎
八零年四月，我们农技組顺利结束援冈任务，全体人员陆续返回祖国。我是最后两名回国人员之一。
四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我依依惜别了常秘书和使馆的同志，动身回国。在云杜姆国际机场登机时，发现我俩的行李严重超量，在丢弃了许多坛坛罐罐后方才勉强达标。非航班机准时飞离云杜姆机场。望着渐渐消失在视野中的冈比亚河，我心里默默祈祷，愿冈比亚的朋友们安乐健康，愿中冈友谊万古长青！两个多小时后，我们已经坐在我国驻塞内加尔大使馆客房的沙发上，喝着来自祖国的浓浓绿茶，兴致勃勃地和使馆的接待人员聊起了天。翌日中午，我们换乘非航班机直飞巴黎，晚八点多抵达戴高乐国际机场。
在我国驻法使馆文化处住了一晚后的第二天清晨，文化处的同志通知我们，使馆将按惯例安排我们游览巴黎市容和几处名胜古迹，让我们做好准备。我心里想，我们能有什么准备？跟着走就是了。
八时许，使馆的一位中年同志开着车来接我们了。他既是我们的司机又是我们的导游。一路上，他向我们介绍巴黎各个区的情况，还不时夹入一些趣闻轶事。我对他讲的东西根本没听进去，只是观看两边的街景。巴黎的老市区很干净，大都是四到六层的灰色楼房，很少有八层以上的，看得出当地政府对历史建筑的保护是做得很到位的。
游览的第一站是夏乐宫和埃菲尔铁塔，我们站在夏乐宫前高高的石阶上眺望埃菲尔铁塔，只见那耸入云端的塔身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极为宏伟高大，有资料证实当年埃菲尔铁塔刚落成时，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
然后我们来到不远处的凯旋门和香榭丽舍大街。凯旋门是为纪念拿破仑于一八零五年打败俄奥联军而建，历时三十年至一八三六年才建成。高达五十米的门楼，众多的人物雕像和宣扬拿破仑赫赫战功的浮雕尤其是著名的“马赛曲浮雕”，使凯旋门成了一件精美的艺术品，在世界建筑史上占有重要一页。凯旋门下的环形大街向四面八方伸展出十二条林荫大道，香榭丽舍大街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条，法国人把她看作“世界上最美丽的大街”。
我们沿着长约两公里半的香榭丽舍大街一路往东逛去，只见两边排列着数不清的服装店，化妆品店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专卖店。再往前走去，碧绿的草坪，错落有致的行道树和形态各异的花卉使我们目不暇接，犹如进入了人间仙境。漫步在香榭丽舍大街，不禁使我想起了《基督山伯爵》，《茶花女》，《高老头》等世界名著，它们讲述的故事都和这条世界闻名的大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穿过大街尽头，我们来到协和广场。协和广场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处死国王路易十六及其王后的地方，该广场不光在法国，即使是在全世界也很有名，是游客们的必到之地。
接着我们驱车前往巴黎圣母院。这座举世闻名的建筑坐落在塞纳河中的一个小岛上，哥特式的建筑风格极为鲜明，据说它是欧洲建筑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巴黎圣母院的人文地位，历史价值无与伦比，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建筑之一。教堂内部金碧辉煌，庄严肃穆，数量繁多的祭台，回廊和门窗等处陈列着大量栩栩如生的雕刻和绘画艺术作品，处处闪耀着法国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反映了法兰西民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不懈追求。
站在教堂前的广场上，望着圣母院高大的塔楼，我的脑海里浮现出钟楼怪人卡西莫多佝偻的身躯和他那丑陋外表掩盖下急公好义的壮举善行，也出现了善良单纯的吉普赛姑娘爱斯米拉达热情奔放，追求真爱，向往美好生活的纤纤身影......。
离开圣母院，我们来到近在咫尺的塞纳河畔。只见河水清澈，游船如织，水鸟低飞，一群群小鱼在水中欢快地漫游。岸边的小花园里几个孩子正在父母的陪伴下拨弄乐器，唱歌跳舞。好一幅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妙图景！
遊完巴黎市中心这些名胜古迹后，使馆同志不忘革命传统教育，把我们带到了两处革命遗址参观学习。
我们先去了位于拉雪兹神甫公墓东北角的巴黎公社社员墙参观。一八七一年五月下旬，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权巴黎公社的战士们手拿武器，同法国反动武装势力进行了殊死的战斗，终因种种原因归于失败。拉雪兹神甫公墓是他们最后坚守的地方，数万革命烈士的鲜血浸透到了这垛墙里，浸润到了公墓的土地里。公社虽然失败了，但它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公社英雄儿女的革命精神将永远激励世界人民为争取自由解放而斗争。接着，我们又去参观了位于巴黎Godefroy街十七号的周恩来故居。一九二二年，正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周恩来入住了这家小旅馆，一住就是两年。周恩来的住房很小，仅十平米，家具摆设也十分简陋。但就是在这个斗室里，周恩来会见革命同志，组织中国共青团旅欧支部活动，传播革命思想。邓小平，蔡和森等许多人都去过那儿，后来这些人都成了中国革命的栋梁。
看到先辈们为了中国革命不畏艰险，卧薪尝胆的精神，我们这些后辈，又有什么理由不发奋图强，不积极投入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洪流中去呢？
六、返回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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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春四月的北京，正当万紫千红，百花争艳的美好季节。四月二十三日下午四点多，法航班机准点抵达北京国际机场。甫下飞机，就听到扩音器里传来施特劳斯“蓝色的多瑙河”的美妙乐曲。变了，祖国确实变了。变得开放了，变得更有人情味了。我心里正想着，农业部的接机人员已经举着牌子走向前来。我们一路疾行，很快回到万寿路招待所。在那儿，我们向外事局的同志简单汇报了回国途中的情况，就算是向领导交了差。领导让我们在京休息几天，顺便去各处转转。可我们归心如箭，不想在京逗留，就让招待所代买了二十四日去上海的车票。
二十四日傍晚，我们搭上了北京开往上海的特快列车。我将在上海住上几天，看望一下父母和岳父母，然后返回江西原工作单位。那里有我的亲人，有我的领导和同事，还有我刚开始熟悉就分别了的学生。我深深地思念着他们。
刘永吉：男，上海巿川沙县人，复旦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70届毕业生，同年8月起在江西部队军垦农场学五连劳动锻炼，年起担任井冈山地区教育学校和吉安师专英语教师，曾任吉安师专英语系系主任。年至年赴冈比亚任中国大使馆经参处和农技组英语翻译。年调入华东理工大学，副教授、金山校区基础教学部常务副主任兼党总支书记。著有《美国俚语大典》、《英语同音异义词手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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