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一位知名的历史学家在英国广播公司电视台节目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可以说这个问题浓缩了当前人们对英国历史的传统思考和认识。他问道:“一个自认为自由的民族何以奴役了世界上如此广大的疆域……一个自由之国何以变成了一个奴役之国?”为什么“出自善意”的英国人却因“市场崇拜”,而牺牲了“共同人性”?
一位历史学家在《牛津大英帝国史》中甚至推算出,如果英国在19世纪40代中期就甩掉帝国的包袱,那么它将有望获得的“去殖民化红利”相当于减税25%。这笔节省下来的税赋可用于投资电力、汽车、耐用消费品行业,从而极大地促进家乡工业的现代化。
科布登的核心观点是,无论是贸易还是英国文明的传播,都不需要帝国主义组织的强制推行。相反,使用武力可能一事无成,如果它与全球自由市场的良性法则背道而驰的话。
最“左翼”的全球化反对者们很自然地会把全球化视为令人厌恶的国际资本主义卷土重来的最新明证。与此相反,现代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共识是,经济的逐步开放提高了生活水平,尽管在国际竞争中总会产生一些彻底的失败者,那些特权阶层或者长期受保护的社会群体不得不卷人这场争斗中。但是,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们更倾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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